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在市场上从事
各种交易活动的当事人，称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以买者、卖者的身份参
与市场经济活动，活动中不仅有买卖双方的关系，还会有买方之间、卖
方之间的关系。市场经济体系中两个核心部门，一个是企业（厂商），一
个是家庭（消费者）。两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
著名经济学 家曼昆说：“在 市场 经济中，中央计 划者的决 策 被
千百万企业和家庭的决策取代。企业决定雇用谁和生产什么。家庭决定
为哪家企业工作，以及用自己的收入购买什么。这些企业和家庭在市场
上相互交易，价格和利己引导着他们的决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就是
当许多企业和家庭在物品与服务市场上相互交易时，通过他们的分散决
策配置资源的经济。”
被誉为“古典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说，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
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人手”指引，并导致了合意的市场
结果。按经济学的原理来说，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指引经济活动的工
具，消费就是价格的表现形式。在任何一个市场上，当消费者决定需求
多少时，他们盯着价格；当企业决定供给多少时，他们也盯着价格。作为消费者和企业决策的结果，市场的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
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
市场经济是需求导向型经济，而市场需求中最重要的是消费需求，
因为它是最终需求。马克思指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英国
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消费需
求是拉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力量。
扩大消费需求，才能提高消费水平和质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
级。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形成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促
进经济不断发展。
消费经济是经济整体增长的最终动力。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出口
都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俗称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要想经济保
持增长，要么扩大投资，要么扩大消费，要么扩大出口。近年来，国际经
济环境比较严峻，很多国家经济在下滑，为了避免国内经济继续下滑，每
个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创造就业、稳定经济。
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早期以投资驱动发展经济是正常的路径选
择。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于大多数国民而言，他们都倾向于
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这并不仅仅是政府的行政选择，而是中国居民的
储蓄习惯，为中国经济的投资驱动模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过去的40年
是投资唱主角，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了中国经济，同时也挤占了人们的消
费需求。而下一个40年，在海外市场萎缩的背景下，投资的规模应该慢
慢降低，中国经济应该更多展示出“消费的力量”。
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两个极端代表是中国和美国，在中国人爱
好储蓄的传统下，中国经济将投资率推到将近50%的高度，消费率被大
幅压缩。而美国正好相反，消费贡献了2/3的GDP，美国人不仅不储蓄， 而且大手笔进行信用消费。这两种模式分别带来的麻烦就是，中国经济
面临增长瓶颈，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
中间道路或许是最佳选择，正如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日本。日本
经济在经历战后的恢复发展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进入瓶颈，有
效需求不足，产品大量积压。1960年底，日本政府推出“国民收入倍增
计划”，计划用10年时间让国民收入实现翻番，希望富裕起来的国民能
够以消费来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日本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得国民
收入和GDP增长紧密挂钩，最终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的
目标。在随后的几十年，日本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收入超过
GDP的增长，国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富裕起来的日本人也带动了日本
国内的消费革命和一次又一次的消费升级，彩电、空调、汽车等消费品
成为大多数普通日本人的消费选择，日本经济的黄金年代也从此起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充斥美国市场，日本在1985年被迫签
订了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日本经济从此低迷至今。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开始被我国借鉴，比如广东省提出
了5年内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质是让更多普通百姓
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敢于消费——不仅仅是生产者，同时也是消
费者。
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改革政策做出突破，允许农民以转包、
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
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用意在于让农民实现更多的收入，同时也能够加入
消费大军。近几年，财政部和商务部启动的“家电下乡”，对于农民购买
指定家电，予以13%的价格补贴。这些都是培育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农
民消费的良好举措。
国家发改委出台一系列措施，旨在扩大居民收入，全面刺激国内消费，内容包括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大幅度提高个税起征点、建立对低收
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提高住房货币补贴的标准等等。
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出口已进入高成
本时期，出口率已拉升至35%的上限，不断的外贸摩擦日益凸显，且引发
了人民币汇率不够稳定的国际压力，因此，扩大外贸出口的拉动作用已
难有作为，拉动经济发展唯有依靠扩大投资和扩大内需。从长久来看，
投资如果得不到消费导向和支持，投资结构和投资规模就难以优化，
经济效益就得不到保障和提高，资源配置就谈不上有效率。从中长期来
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市场的有效需求之上，才能有效拉动内需的
扩大。所以，综合来看，消费的需求效应，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和最
关键的动力源。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市场疲软、内需不旺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结
构失衡，需要采取有效扩大消费需求的策略。为此，有必要增加居民收
入，提高最终消费率；改善消费结构断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增加农
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改善消费者预期消费，提高预期消费倾向；发
展个人信用，更新消费观念，引导消费需求。
一、消费水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水平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在客观上有合理的比例，在数量上有
很大的依存关系，这种依存关系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消费水平的变动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动有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当
国民收入增长较快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也增长较快，
而在某些时候，消费水平的增速会高于或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
使积累与消费的比例稳定合理，国民经济就可以持续、稳定、协调地发
展。当消费的增长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高消费
时，消费与生产的正常比例就会遭到破坏。这时候消费需求相应减少， 消费品市场供过于求，消费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弱化。由于生产与消费之
间的不协调差距加大，商品或资本运动受阻，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生
产活动的被迫紧缩。
其次，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有一定的依存关系。消费是国民生产总值
的主要部分，其变动必然会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最终消费与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函数，就是消费率，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率变动有明显
的影响。在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当消费旺盛，经济增长率就高，消费
不足，经济增长率就会滑落。当然消费率也不是越高越好。消费率长期
过高，会挤掉投资，使经济增长不能持久，但消费率也不能长期过低，长
期过低就会使高速扩张的生产能力与低消费水平不相适应，出现“过剩
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影响消费水平与经济波动的因素
在经济的短期波动中，人们的消费变动不会和收入的变动成比例，
具体而言，在经济趋向繁荣过程中，收入增加，这时人们的消费会增加，
但增加的幅度会小于收入增加的幅度，即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费
倾向小。在经济走向衰退过程中，收入下降，这时人们消费会减少，但减
少的幅度会小于收入下降的幅度，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平均消
费倾向小。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小
于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消费倾向
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充分反映了在一定
收入水平下消费意愿的大小。
影响消费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经济因
素有国民收入总额及其提高速度、积累与消费的比例、消费与投资总数
及其增长速度、价格水平的变动等。消费水平的高低，直接依存于消费
基金的多少，而消费基金又来自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额大，增长速度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就高，收入总额小，增长速度慢，
则消费水平就低。
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积累与消费的
比例，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任何社会要扩大再生产，都必须有一
定积累，在积累效果不变或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积累的增长就意味着社
会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强。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就有可靠的物
质保证，反过来，消费的增强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又会促进生产的发展
和积累的增加。
造成居民储蓄率上涨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由于多项改革推进，人
们存款以备将来购买住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保险之用。另一方面，
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拉大，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支出结构存在显
著差异，在当前市场，高收入阶层想要的已经有了，边际需求欲望下降，
消费结构或支出结构升级。而低收入阶层受购房能力限制，商品购买量
增加缓慢。由此导致居民存款源源不断地增加，消费市场需求不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水平的高低与物价水平成比例关
系。近年来，我国居民的货币收入提高了，物价也上涨了，某些物价上涨
程度还高于平均工资的提高速度，因而影响了消费水平的提高，有一部
分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反而下降了。
消费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经济指标之一，而一国的强盛主要看
国民经济水平，只有国民经济不断且持续健康地增长，国家才会越来越
富强。
全世界重要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市场不景气，消费疲软。加
之2020年的新冠疫情，全世界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内需，内需就要启动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央
近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要适度扩大总需求，扩大国内总需求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
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来说，供给侧改革就
是力图通过产品、服务等供给质量，给消费者创造更好的体验，提供更
好的产品，而这一切都没有离开消费这个关键点。
在2015年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
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和分配结构
是重要的一环。分配结构的优化体现在将消费变成生产力，从而实现公
平分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五大内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
补短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新常态指的是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
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新常态有四大特征。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的新常态
经济增长速度由30多年来的9.8%左右的高增长转为今后5年左右
6-8%的中高速增长。这是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性现象。
第二、经济结构的新常态
主要表现为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和排放结构的新常态。
其中消费结构的新常态为学乐康安美（学习、快乐、健康、安全、美丽）
的需求占比越来越高，吃穿住用行的需求占比相对下降。
第三、经济质量的新常态
主要表现为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整个经济
的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第四、经济增长动力的新常态
主要表现为由原来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为主要依靠制度变
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简单说就是改革、转型、创新）
拉动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结构内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转为主要依靠内需
拉动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转为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主
要依靠政府投资转为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在向新常态过渡的时期，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动力只能
是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这三大发动机。
随着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消费主体发生重大变化。城乡居民消
费结构由物质型消费为主转向服务型消费为主。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
的服务型消费支出占比将由2015年的40%提高到50%，消费总规模将达
到50万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5%以上，基本形成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但是，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仍有鼓励工业发展、抑 制
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发展与行
为模式难以改变。服务型经济面临着一系列的政策性、体制性的结构性
矛盾。所以，改革势在必行。每次改革都会释放巨大的市场动能，激活
巨大的市场潜力。消费经济大潮汹涌，其背后的动力来自我国消费增长
与消费升级的大环境。近年来，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明显增强，带动消
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升级加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可能超
过投资，正在形成消费驱动型经济。
结构性改革，把过去靠政府硬性拉动的需求，转向靠市场化、民生
化，以消费为主要导向的需求拉动。
我们过去讲中国经济有三驾马车，现在，我们有新的三驾马车。
第一是消费。
新消费是一驾新的马车。过去，消费在很多情况下都
是一个短期的事，很多政策短期见效以后，又用新的政策来刺激。而现 在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来扩大消费，这意味着我们把消费作为一个着力
点，打通过去阻碍消费扩大的体制性和不合理的东西。
第二是制造业。
制造业投资往下走的趋势整体没有改变，中国制造
业走到今天，在提质增效的过程中，制造业投资的潜力非常大，所以新
制造也是一驾马车。
第三是城镇化。
这也是会议特别强调的，要加快重大战略实施步
伐，提升城市群的功能。
新消费、新制造、新城镇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红利。
由此，我们可以坚信，中国的消费市场将会更加波澜壮阔，生机
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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